《大世界》：動畫也能刺痛人心

《大世界》獲得了第54屆臺灣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的獎項。這是一部從畫風到題材都頗為現實、尖銳的作品。它不是人們習慣中的那種“卡通”，導演似乎想用這樣的形式告訴人們，動畫照樣能夠刺痛人心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行

“我們的愛是少年維特的煩惱，我們的心是約翰·克里斯朵夫，還有一首詩、一首朦朧的詩，還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影片結束，大廳響起懷舊風十足的片尾曲《我的八十年代》。這是動畫電影《大世界》全國公映前在中國傳媒大學的一場點映。黑框圓形近視鏡、胡須密而有型，乍看有點像年輕纖瘦版宮崎駿的導演劉健對著臺下的觀眾說，“歡迎來到成人大世界。”

一個月前，劉健站上了臺灣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的領獎臺。評委給出的評語是：“《大世界》反映當代生活及社會問題，錯綜復雜的關系與縱橫交織的欲望，展現極為犀利的批判視野。”另一部入圍金馬獎的口碑之作《大護法》導演不思凡在觀影后也對片子中的“超級現實”印象深刻，認為片子反映的就是我們當下生活的“現實世界”。

《大世界》的故事設定在當下中國南方的一個小鎮上，司機小張為了給整容失敗的未婚妻繼續找錢做手術，冒險從他老板那兒搶劫了100萬現金。然而，這包現金引起了一系列災難性的連鎖反應。當這起搶劫案的新聞傳播開來時，老板雇的殺手、民間小混混等人都在找小張和這筆錢。原本沒有關系的他們，命運產生了交集。在一番陰差陽錯、啼笑皆非的交手之后，他們迎來了意想不到的結局。

這是劉健第一部院線電影，但并不是他的處女作。

早在2010年，他的首部動畫長片《刺痛我》就入圍了有“動畫界奧斯卡”之稱的法國昂西國際動畫電影節。更早之前，他還為馮小剛導演的《大腕》、孟京輝導演的《像雞毛一樣飛》制作過電影動畫。但當時，他更多還是以當代藝術家的身份活躍在繪畫、裝置藝術、攝影等領域，作品大都在美術館放映。后來，他覺得這些藝術形式并不能滿足他的表達，隨后，一頭扎進了動畫電影創作，不再回頭。

制作動畫長片的這些年里，他只有家里的一臺電腦和一個手繪板。從劇本構思、人物設定，到一筆一筆畫出數萬張圖、剪輯成片，他幾乎都是孤軍奮戰。

“有時候虛構的現實，你反而會覺得更加真實。就像是現在的中國發生了很多超現實的事情，你原本以為不可能的事情幾乎每天都在你身邊發生。”劉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失意者的不妥協

和《大世界》中的主角小張一樣，類似的故事同樣發生在劉健上一部作品《刺痛我》中：2008年金融危機，鞋廠倒閉，農村出來的大學生小張成了失業青年，并被超市保安誤作小偷打傷了。城市里無所事事的朋友阿洪支招，他試著勒索超市總經理余總，不料卻陷入了余總生意上錢權交易的兇殺風波。

某種程度上，像大學生小張這種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人，就是劉健年輕時的生活狀態。1994年，大學生劉健從南京藝術學院中國畫專業畢業一年后，來到北京“北漂”，駐扎在圓明園畫家村。他以為畫完了自然有人買，“其實不太可能”。

后來圓明園畫家村被拆遷，劉健只能回到南京，去了一家動畫公司謀生，雖然工資在當時算是高薪，但具體工作與理想中的繪畫“沒有一點關系”。他辭掉高薪工作，“光榮”地成為了一名自由藝術家。他曾與四位畫畫的朋友一起，玩票式地組建了一支只存在了幾個月的搖滾樂隊，在南京各大高校巡回演出。“我們會把話劇、小品融在演出里面，沒有排練，完全即興。”劉健說。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演出，是在上海頂層畫廊做的《中國孩子》：40分鐘的演出，樂手們穿著白襯衣，系著紅領巾，混搭話劇、搖滾，表現下崗女工和暴發戶的故事。

2001年，劉健和當代藝術家趙勤聯手出版了圖文書《勇往直前》，惡搞般地虛構出小人物劉百萬和趙富貴。用過去、現在和未來幾個篇章，展現兩個小人物被“金錢夢”裹挾下的魔幻人生。

像其他不肯與時代妥協的當代藝術家一樣，劉健一邊為了生存而“痛不欲生地”畫著365集的低幼動畫片《蟲蟲》，一邊“酣暢淋漓地”對金錢社會下人性的扭曲投以冷嘲熱諷。《刺痛我》就是他那一時期寫成的短篇小說，劉健和他筆下的小張一樣，都是失意者。

2007年，劉健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樂無邊動畫”，工作室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改編自同名小說的動畫電影《刺痛我》，所不同的只是把時代換到了當時的金融危機。為了籌措70萬的制作費用，劉健賣掉了一套房子，還向家人借了錢，因為所有經費都是自掏腰包，不少藝術圈內的好友戲稱劉健是“自己投資自己”。

錢的問題解決后，他開始找團隊來合作，但磨合了一段時間后，劉健發現團隊的畫風與自己想要的風格相去甚遠。“《刺痛我》是一個寫實的動畫，不是卡通的人物，造型是寫實的，對于沒有美術基礎的動畫人員，這是難度最大的一種風格；還有就是因為《刺痛我》是比較個人化的風格。所以我放棄了團隊工作的念頭，決定自己一個人來完成。”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無奈之下，劉健買來繪圖板，經過半年練習后才熟練掌握了繪圖軟件。在朋友圈里“消失”的3年中，除了周末陪伴家人孩子，每天至少8個小時都被“釘死”在電腦前。

即便對于專業學習動畫的學生來講，獨自畫長片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劉健只專注于當下要解決的一個個具體問題：先從一根線條開始，到完成一張臉的繪制，再到完成一個角色的繪制，最終完成10個角色……

一邊創作，一邊還得想著出路。2008年，劉健在東京國際動畫節上租攤位，印刷海報，展示《刺痛我》的3分鐘片花。荷蘭國際動畫電影節主席看到片花后，如獲至寶，邀請他擔任荷蘭動畫電影節評委，這給了他很大的信心。

此后，他包攬了導演、編劇、原畫、動畫、剪輯、人物設定等所有的關鍵流程，耗費3年時間徹底將作品制作完成，這是原計劃時間的兩倍，“這樣也好，畢竟我不用付自己工資，假如用團隊來做，可能200萬都不夠。”劉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作品完成后，《刺痛我》入圍了包括法國昂西電影節在內的多個動畫電影節，并被當時風頭正勁的視頻網站土豆網買下版權，在創造了100多萬點擊量的同時，劉健也“意外”地收回了成本。“當時對電影行業一無所知，甚至沒有申請‘龍標’的意識。”劉健笑著回憶當年的青澀。

法國《電影手冊》曾以《中國的新突破》為題如此評價《刺痛我》：競賽單元中真正的驚喜來自于中國。它不具有上海學派的大師范兒，沒有講述一些關于和尚和猴子的故事，而是來自于一個完全默默無聞的劉健。帶著不露聲色卻決不妥協的態度，他的第一部敘事電影《刺痛我》標志著中國動畫電影生機勃勃的回歸。

漫長的戰役

中國動畫電影的生機勃勃是從2015年的《大圣歸來》橫空出世，創造近10億票房開始的——依然是關于和尚和猴子的故事。此后接連出來了《大魚海棠》《大護法》等作品才讓中國動畫電影擺脫單一的“低幼”標簽。

劉健當然沒有閑著。《刺痛我》之后，他意識到故事對電影的重要性，為了能把精力全部放在故事創作上，在不斷修改新的電影劇本《大世界》的同時，他開始尋找商業上的合作伙伴。

2013年，劉健在為新片找投資的時候遇到了在一家影視公司擔任制片人的楊城。楊城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不久，酷愛電影的他此前曾擔任一些文藝片的制片人，并早已留意到《刺痛我》在動畫界的聲名。

當劉健給楊城描繪了與《刺痛我》類似的黑色幽默故事，并給楊城看了簡短的手繪動畫后，楊城當即決定為這部當時還叫《好極了》的電影尋找融資。劉健當時覺得，“這次好了，不用賣房子籌錢了。”

回到南京的家里，像上次創作時的情形一樣，劉健又開始了“釘死”在電腦前周而復始的3年。在此期間，楊城不時到南京來看他。在街邊的小酒館里，楊城有時會帶來有公司愿意投資的好消息，但更多時候，是投資方反悔的壞消息。

融資的波折并沒有影響到劉健的前期創作，因為真正花錢的地方是在錄音、配樂等需要合成的后期工作。他還是依照自己的“馬拉松”計劃，像上班一樣，每天早飯后，獨自來到工作室，打開電腦，連上繪圖板，開始工作。狀態好的時候畫10個小時，不好的時候也要畫8個小時，累的時候就到外邊“拍拍籃球”。他也不會放任自己工作更長時間，因為他需要勻速，他知道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他不能透支。

資金最終落實下來是在2016年，楊城創立了自己的影視公司，并把天使輪融資的一部分錢投給了《好極了》。緊接著，又找來錄音指導，趕在當年的柏林電影節征片前完成了樣片。

電影節選片人來公司看片時，很多幽默的情節設計都引得他們捧腹。比如：殺手瘦皮正準備對小張痛下殺手的時候突然手機響起，接起來竟是推銷電話，緊要關頭，瘦皮竟還彬彬有禮地婉拒；盜賊黃眼和他的同伙剛剛搶到了巨款，開車跑路時不甘心超速要被扣200塊錢，攀高去砸監控攝像頭時導致觸電受傷，然而鏡頭一轉，車牌其實已經被他們此前用光盤遮住了。

送走柏林電影節選片人，劉健和楊城找酒館喝了半瓶二鍋頭，劉健說，我們可以慶祝一下了，這部電影已經成了。

《好極了》創造了中國動畫長片第一次入圍三大國際電影節(戛納、柏林、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紀錄，也是繼宮崎駿《千與千尋》之后，新世紀第二次有亞洲動畫電影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之后，這部電影經歷了一次在法國的退賽風波，再之后，片方對內容進行了一些修改，并改名為《大世界》，最終獲得了金馬獎。最終，有了公開上映的機會。

“每一縷線條都是我的風格”

至今，劉健依然堅持每張圖都要親自手繪，為了保持“每一縷線條都是我的風格”。

“動畫語言必須要同電影所要表達的主題在一起，再具體到方方面面，配音、配樂、剪輯、畫面、鏡頭語言等全部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很多人說我是黑色動畫，而對我來說，黑色更多是一種美學上的表達，不是指畫面的亮度有多黑。”劉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顯然，對于自己喜愛的風格，他是確認無疑的。

比如在繪畫風格上，劉健電影中的人物大多面貌丑陋，有大大的鼻孔和深邃的法令紋，看上去有些猙獰和猥瑣，還有畫面背景中隨處可見的“辦證、某某房地產”等日常生活中鄙俗的廣告。從日漫的審美來看可能是丑的，但這種獨特的真實感，劉健認為是美的。

相比一些好萊塢或日本的大制作動畫，劉健的片子里很多時候甚至都沒有“動”，常常是一個人物的近景，說話時只有嘴部在動，畫面的其他部分都是靜止的。有時甚至只能從人物手中香煙冒出的一縷細煙提醒觀眾，這不是一幅靜態的圖片。

“不夠流暢，甚至有點flash動畫的既視感”，是觀眾的普遍反映。除了可能受限于資金和人力等客觀條件，劉健更喜歡從風格上做自己的解釋，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動畫僅僅停留在夸張、漫畫式的表達方式上，而是希望能夠通過更“高級的”方式，使電影在相對沉靜的氛圍中“爆發”。

哪怕是一個沒有人物的空鏡頭，劉健也會通過場景的色調、顏色深淺，場景道具“參與敘事”。比如《大世界》里殺手瘦皮的家中貼著《洛奇》和小狗兩張海報，強烈對比給人一種戲謔感，同時又暗示著他的性格中除了殘暴和冷血的一面，還有為了賺錢送他的女兒出國上學的溫情一面。

哪怕是經常被耳朵忽視掉的音樂風格，擁有一顆“搖滾的心”的劉健也有自己的審美。

與《刺痛我》大量使用左小祖咒的音樂有些類似，在《大世界》里，他對配樂風格的需求是“搖滾，而非民謠”，并加入了電子樂。尤其是那首“搖滾風味的” Disco 復古歌曲《我的八十年代》，早在劇本創作階段，并不知道怎么使用時，他就購買了音樂版權。

“導演給我看的第一個版本除了配好的對白，其他什么聲音都沒有。當時我就和導演說，你所說的搖滾樂，其實在畫面、剪輯里是已經有體現的。所以在我聲音的設計里，更多的是在節奏上。比如該轉場的時候果斷轉場，不用淡出這種比較啰嗦的方式，而是不同聲音具有沖擊力的快速轉換，以一種硬朗的方式制造影片的聽覺節奏，簡約而有效。”錄音指導李丹楓說。

甚至，就連被觀眾詬病的“僵硬對白”，也是劉健刻意追求的“說書”風格。早在《刺痛我》制作對白時，劉健就花錢找過專業配音團隊錄了一版，但“表演性質濃烈”的普通話配音與他的畫風相去甚遠。無奈之下，他拿著最簡單的錄音設備找到南京的藝術家朋友們，讓他們對著紙張上的對白“像平常說話”一樣念了一遍。

“我的片子里，所有的配音演員都不知道畫面，不知道他在電影里是怎么樣的角色，只有他自己的臺詞，單純的文字稿。我特別在意先入為主。如果我給他看一個形象，他就會去想說我要為這個形象配音，可能會表演。”劉健說到這一秘訣時頗為得意。

如今，電影已經上映，片尾字幕統計中擔任超過20個職務的劉健只是表示其“導演的工作已經做完了”。對于票房的預期，他并不愿意表達太多。

經歷過賣房籌資、電影節的入圍和退賽、金馬獲獎等一路艱辛與風光之后，劉健已經開始在籌備下一部作品，依然關注城市邊緣群體。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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