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地區的歷史有多悠久？是否是人們想象中的不毛之地？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600年間的早期國家如何形成？周代重要封國曾國是否比文獻中的記載還要鮮活？西南地區、北方地區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古代的手工業如早期青瓷、冶鐵技術有著怎樣的發展脈絡？中西文化交流是否比以往認知還要繁盛？那就來看看2014年度的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精彩的考古發現讓我們了解更多熟知或未知的歷史。

 

 

　　廣東地區史前歷史有多長？已經公認的韶關馬壩人、封開垌中巖人、云浮蟠龍洞人，被認為是廣東地區最早的古人類，屬于舊石器中期，距今約10萬至20萬年。郁南磨刀山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的發現則大大延伸了廣東地區的史前歷史。磨刀山遺址的整體年代為中更新世偏早階段，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這是廣東目前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將本地區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數十萬年前。

 

　　另外磨刀山遺址低效的石器生產程序、粗率的石器加工工藝及相對單一的石器組合，清楚地展示了古人類適應亞熱帶至熱帶地區環境的行為與活動特點。南江舊石器地點群由中更新世偏早階段延續至晚更新世較晚階段，構成了從舊石器時代早期至晚期相對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不同階段的人們在原料利用、石器技術及工具組合等方面的差異，反映出亞熱帶—熱帶過渡地區更新世氣候環境變遷之下古人類適應模式的演進。

 

 

　　為探討中原腹心地區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河南鄭州東趙遺址進行了聯合發掘。經過近三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東趙遺址發現了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頭時期、早商二里崗期、兩周時期文化遺存，它們在早期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關鍵節點上均為重要發現。

 

　　其中發現的新砦期城址、二里頭時期城址、二里崗期城址尤為重要。新砦期城址是目前所知的第二座新砦期城址，也是嵩山以北區域第一座新砦期城址。二里頭時期的城址中發現一座卜骨坑，置有20多個個體，這是目前發現的二里頭時期單個遺跡出土卜骨最多的單位，對夏代乃至先秦時期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東趙二里頭文化城址對于夏文化的區域聚落形態及政治地理結構研究，是無法回避的重點對象。二里崗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規模僅次于偃師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這一系列發現為探索中原腹心地區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近年來湖北地區曾侯墓地屢有重大發現，如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文峰塔東周曾國墓地、擂鼓墩戰國早期曾國墓群等，每一次發現都豐富了我們對兩周時期該區域歷史的認識。新近發掘的郭家廟墓地——春秋早期曾國國君墓地，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車坑1座、馬坑2座、車馬坑1座，共出土銅、漆木、玉石、金、銀、錫、陶、骨、皮革等各類質地文物近1000件套，包括青銅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其中鼎、盤等有“曾子”銘文。

 

　　不得不提的是發現的多項“之最”。遺物中音樂文物最具特色，主要有鐘、磬、鼓、瑟及鐘架、磬架、建鼓架。鐘、磬架橫梁均為兩端圓雕龍首，通體浮雕彩繪變形龍紋；底座（即跗）為通體彩繪垂鱗紋圓雕鳳鳥造型；立柱（即虡）均為圓、浮雕相結合的龍鳳合體的羽人形象；鐘、磬、建鼓架的瑟尾彩繪浮雕龍紋。制作精美，造型獨特，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實物。墓內出土弓、矰矢、繳線軸的組合，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墓內出有一枚墨色塊狀物，為考古所見最早的人工書寫顏料，可能為墨的早期形態。發現的大量金屬飾件，采用了錘鍛、模鍛、沖孔等工藝，為目前我國考古發現的最早采用這些工藝的實證。銅虎形飾采用了鎏金工藝，是我國最早的鎏金實物，銀魚是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發現的最早銀制品。M1陪葬的大型車坑（葬車28輛）、馬坑（葬馬49匹以上），為目前發現的曾國最大車坑和馬坑。這些發現無一不刷新了我們對歷史的了解。

 

 

　　人們熟知云南地區的滇文化，但是否了解秦漢時期滇池西部還曾有一支強勁的“昆明族”？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撥開迷霧。該墓地是滇西地區戰國至西漢時期規模和分布范圍最大、規格最高的一個墓地，其葬具、葬式特殊，完整性較好。已清理的25座墓葬共出土陶、銅、石、木器等290余件（套），其中鷹形銅鉞、圈足銅杯、銅葫蘆及銅杖首等器物最具特色。6座長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均有木棺木槨，隨葬品有銅、鐵、錫、陶、石、木、竹、藤或竹編器和葫蘆等。并首次發現了云南地區的多人二次合葬墓。

 

　　大波那墓地所代表的獨特的青銅時代文化是滇西地區最重要的古文化，填補了洱海區域戰國、秦漢這一時段考古學文化的空白，為構建這一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及探討和研究洱海區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會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唐代的陸龜蒙曾這樣贊美越窯青瓷“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早期越窯青瓷的重要材料。該窯址揭露了包括窯爐、灰坑、灰溝等在內的豐富遺跡現象，并出土了大量高質量的成熟青瓷器，與小仙壇窯址為代表的成熟瓷器有較大的區別，是漢代一種新的瓷器類型，代表了成熟青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該遺址還發現了東漢－西晉時期完整的窯爐，這為我們勾勒出東漢至三國西晉不同時期的裝燒工藝的發展脈絡。青瓷在東漢起源后，至三國西晉達到第一個高峰，遺址中較完整半地穴式窯爐與高質量青瓷的發現、單體間隔具的發明與改進，讓學界能夠認識這前后的重大轉折過程。

 

 

　　象雄王國曾是西藏西部地區古代輝煌而燦爛的文明，公元8世吐蕃徹底征服了象雄以后，象雄文明就漸漸從歷史中消失了，人們僅能從零星的歷史記載和古城的殘垣斷壁中遐想這個曾盛極一時的文明。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發現豐富了這一文明的歷史，出土的隨葬品種類豐富，涵蓋了當時社會物質生活的諸多方面，為認識象雄王國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故如甲墓地發現了高規格墓葬，出土有絲織物、黃金面具、鐵劍、鎏金銅器、銀器、鐵器、陶器、料珠等，很有可能是一處象雄部族貴族墓地，這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象雄部族的社會生活面貌。墓室內隨葬的大量青稞種子和牛羊馬動物，說明了當時象泉河流域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經濟上的繁榮。出土的隨葬品如方形木梳、帶柄銅鏡、刻紋木牌、紡織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等，還反映了其與遙遠的新疆、中亞和北印度地區有大量的文化交流。

 

 

　　北方草原地區歷來是少數民族叱咤風云的舞臺，伊和淖爾墓群這處北魏時期的家族性貴族墓地具有鮮明的鮮卑文化特點。其中一座墓葬棺內放置一具通體用黃色絲織品包裹的尸骨，墓主頭戴金箍、頸部戴有金項飾、腰系金蹀躞帶、手指上戴有金指環、腳蹬皮靴。棺內還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陶器、漆器、弓箭、刀具、皮袍等遺物。這為我們了解當時的政治、歷史提供了鮮活的材料。

 

　　北方草原地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墓葬中出土金屬器的工藝和造型圖案表現出歐亞草原地區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特點，甚至有一些遺物為中西亞舶來品，有專家稱其為“中西交流的博覽會”。這為研究北魏時期的草原絲綢之路、邊疆歷史及民族關系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證據。

 

　　隋代是我國古代大型國家糧倉建設的頂峰時期，也是我國古代地下儲糧技術發展最完備的時期，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國家糧倉對隋朝的興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回洛倉和黎陽倉更成為隋末政權爭奪戰中起決定作用的著名戰略因素。

 

　　經考古勘探和發掘確認，回洛倉遺址的倉窖數量在700座左右，遠超文獻記載中的數量，是目前國內考古發現倉窖數量最多的古代糧食倉儲遺址，它展示了隋代具有戰略儲備和最終消費功能的大型官倉的儲糧規模和倉窖形制特征。與回洛倉儲糧的性質不同，黎陽倉因依托黃河和大運河而具有中轉性質，是大型的轉運倉，其龐大的規模反映了大運河的繁榮。兩處倉儲遺址的考古發現對于研究隋代社會經濟、政治、工程技術及俸祿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實物資料價值，同時，也為中國大運河成功“申遺”提供了隋代大運河開鑿和利用的珍貴實物證據。

 

 

　　鋼鐵在現代社會中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在古代亦不例外。北京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發現了目前為止保存冶鐵爐最多的遼代礦冶遺存，從采礦、冶煉，到冶鐵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遺跡都有發現，產業鏈極為完整，為開展遼代冶鐵技術研究乃至中國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考古材料。

 

　　遼代極其重視冶鐵業，鐵冶的設置以及不斷地與中原地區的技術交流，對其生產力的發展和軍備力量的提高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大莊科礦冶遺址群位于遼南京附近，這處冶鐵群既可能是生產兵器等軍用產品的場所，也可能是遼代冶鐵技術自中原地區向邊遠地區傳播的證據之一。

 

 

　　唐朝時期平南詔楊氏開始入主播州，從唐朝至明末，楊氏統領播州700余年，歷27代。數世紀間，朝代變換、政治多變，楊氏家族經歷了怎樣的起落沉浮？考古發現了3座楊氏墓葬，M3為播州楊氏第14世楊價夫婦墓，M2為第21世即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楊鏗夫婦墓，M1為播州楊氏第29世土司楊烈夫婦墓。

 

　　其中M3為雙室并列之土坑木槨墓，屬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級大墓，墓內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銀器及相關隨葬品，是深入認識南宋時期的喪葬禮儀和宋代金銀器制作工藝、藝術及交流的重要材料。該墓地也是目前唯一已全面發掘的播州楊氏土司墓地，墓主跨越了楊氏統領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將覆滅的主要時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楊氏從宋代封建領主到元明土司的演變過程，對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